政策制定者仍应审查研究资金的分配方式以确保其科学性，还应该鼓励在承担合理风险的情况下对更新颖想法和研究人员进行投资。
美国新任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关于“更快经济增长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重要试金石”的说法是正确的。更强劲的增长不仅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这当然是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还能减少美国令人咋舌的联邦预算赤字和债务相对GDP比率，并缓解在国防、社会、教育和研究支出之间时有出现的艰难权衡。
但更快的增长不能仅仅停留在愿望层面。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认识到经济政策可以借助哪些渠道提高或降低产出的基础上精心制定议程。虽然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可能会提升资本积累、生产率和GDP，但由赤字支撑的税收或支出变化所引发的利率上升可能会带来反效果。同样，由于工作时长的增长是产出或GDP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政府应避免出台那些阻碍劳动者充分参与的反就业政策以及对合法移民政策的突然反向修订。
虽然认识到某些提高产出的政策转变可能会对其他社会利益领域（如收入分配）甚至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但政策制定者应直接将重点放在提高生产率上。而一切生产力政策的三大支柱都是对研究的支持、有利于投资的税收条款和更有效的监管。
在现代经济体中思想是成功前景的驱动力。科学、工程和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为创新提供了动力，而创新又推动了技术进步、企业组织形式的升级以及民众健康和福祉的改善。联邦政府对此类研究的支持是理所应当的。由于私营企业无法获取自身基础研究支出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因此大多不愿对此进行投资。此外，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支持会产生宝贵的溢出效应——那些成为了当今数字革命催化剂的早期国防部研究支出就是明证。
因此削减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与一个增长议程是存在冲突的。尽管如此，政策制定者仍应审查研究资金的分配方式以确保其科学性，还应该鼓励在承担合理风险的情况下对更新颖想法和研究人员进行投资。
除了鼓励将基础研究和国防项目的溢出效应商业化之外，联邦对全国各地应用研究中心的支持也将加速新生产力提升技术和理念的传播。这些中心还能让更大范围的民众接触到各类新理念，从而更广泛地分配经济繁荣——正如过往那些农业和制造业推广服务所实现的那样。
为构建生产力增长的第二个支柱，政府应尝试延长特朗普于2017年签字发布的《减税与就业法》中有利于投资的条款。虽然该法中关于降低企业利得税率的条款仍然有效，但作为资本积累、生产率和收入有力促进工具的企业投资费用化规定却将在2023~2026年间逐步取消。不过这项规定可以通过减少《通货膨胀削减法》中的各类支出，或通过削减前任总统拜登发布的各项行政命令中的花费（如用于减免学生贷款的1750亿美元）来恢复和长期化。
如果新一届政府希望在税收政策上更进一步，还可以在2016年众议院共和党税改蓝图的基础上做文章——该蓝图将企业税制从所得税转变为现金流税。相对于将投资金额用作利息扣除，这项改革允许非金融企业将其当即计入成本，从而刺激投资和增长，移除有利于负债而非持股的税收激励措施，并简化税收制度。
这就引出了成功增长战略的第三个支柱：高效监管。问题不在于“更多”与“更少”，而是监管的变化如何能通过创新、投资和资本配置来改善增长前景，同时着眼于对各类风险的权衡。制定议程者应从以下基本问题入手：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快更好地建设基础设施？为什么资本市场和银行贷款不能变得更灵活？这些问题不仅定义了一个具体目标，还要求人们去定义哪些地方需要权衡。
新一届政府的金融监管或许能改善资本分配和增长前景。但政策制定者还需要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强化国家电网建设以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所需的数据中心。这就需要联邦政府层面更加注重成本效益分析，并在许可发放方面与州和地方当局加强协调。将联邦财政支持计划当成胡萝卜或大棒来使用，可以成为这类战略的一部分。
贝森特对经济增长的强调是直指问题核心的。通过为年增长率设定一个3%的宏伟目标，他为新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一颗指明方向的“北极星”。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内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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