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昨天的短文讲了麦金农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还有金融压抑对经济发展的损害。其所阐述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金融压抑。然而，在渐进体制转轨经济的中国，也存在着体制性的金融压抑，对国民经济形成负面的影响。此篇文章，主要是从数据上进行说明，并不论是从长期经济发展，还是从当期刺激经济恢复方面，金融和土地体制改革和放开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地步了。
一、金融和土地体制的行政化和计划化惯性
渐进转轨经济体制性金融压抑表现为：一是正式的行政国有金融体系对非正式金融体系的压抑，造成价值和货币配置及流动的扭曲、阻隔和损失；二是土地实物不能货币替代交易，造成价值流动、配置、创业、投资、就业、收入和消费等方面的扭曲、阻隔和损失。
（一）金融体系改革的行政化和纵向集中化
21世纪以来的体制改革，对于国民经济的金融体系，虽然计划化的银行向商业化转型，但就整体的金融生态系统看，先是对金融体制原有传统的民间借贷、企业集资、典当行、地下钱庄等，后是对先发展的城乡互助基金会、城乡信用合作社、担保公司、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等，进行清理整顿，一些被取缔，许多如城乡信用系统被以行政纵向集中规模的方式进行了改革，主要是为了便于地方行政管理、融资便利和防止金融风险。并且，商业银行被行政化了，集体金融被准国有化了。如农信社往行政厅级化、商业银行也各有部局处科等行政级别等转变。行政化、国有化、纵向化和规模集中大型化，成了国民经济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本来就行政管理的土地要素更加计划化
市场化方向的生产要素体制改革，在行政管理方面，撤销了劳动部和财政部国有企业流动及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司，技术要素配置本来就没有部级管理部门，于是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从计划行政分配被市场化配置了。人口方面，最后也不得不撤销人口行政管理部门。但是，土地作为生产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不但没有向市场化配置方向改革，反而从土地要素行政管理副部级机构变成了部一级土地要素计划配置和行政管理部门。于是，制定每年的土地分配计划、建设用地占补平衡合村并居、农村集体土地只能地方政府征收行政垄断出让、土地出让金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城乡土地禁止擅自由市场配置、拆除违建“一刀切层层加码行行扩大”、卫星严密监测未建设批出斑问责等，形成其重要的管理内容和任务。不要说市场调节配置土地，目前的土地计划行政管理，小到就业和创业需要土地要素结合，大到各地的经济发展需要土地，因最严格的计划管理，已经到了干事非常难的境地了。
从中国1978年后成功的经验是，改革掉轻工部、化工部、一机部、煤炭部、外贸部等等，穿衣服不要布票了，日用品定量供应取消了，成为规模大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国，煤炭生产供大于求，汽车农机大发展，出口快速扩大，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超常规发展，实际上是因撤销各产业和要素计划和行政管理部获得的。
二、体制性的两个金融压抑的国民经济损失
在许多文章中笔者从定性角度分析，提出金融体系行政化集中化压抑，土地实物与货币不能替代交易压抑，会对经济形成负面影响。许多读者就业提出过，能不能数据说明一下看看。
（一）金融行政纵向集中国有化压抑的经济损失
昨天公众号的文章中笔者提到，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实际是特大、大、中、小和微规模不同的，金融供给方，金融流动渠道，金融需求方组合，形成的生态系统。如果一个国家中，只有特大和大型的金融供给方，主干大管道的金融流动渠道，只给特大型和大型的金融需要方融资和提供货币交易需要，那么，占生产竞争和货物服务消费主体99%的个体、中小微企业和以亿计的家庭的生产性融资、劳动交换的工资、消费需要的货币支付能力，房地资产的抵押贷款、因居住地变化等原因闲置资产的变现等等，都受到体制安排的金融抑制和梗阻。我们来看其抑制和梗阻造成的一些损失。
1．对民营经济发展资金歧视性供给的损失数据
城乡金融供给体系集中大规模和行政国有化，对个体和中小微企业融资毛细系统萎缩的压抑，首先影响到的是民营企业的融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调查数据，2014-2016年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分别为6.13%、5.91%和5.26%，而民营企业则为7.65%、7.41%和6.79%。近几年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占25%，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超过60%。民营企业从银行得到的贷款，与其在经济中的就业生产出口等比重不相匹配和不相适应。
2．对三农自身本来就不多资金向城市虹吸的损失数据
就农村农业农民资金通过扭曲金融体制向城镇的流出数据看，2009-2016各年，农村存入农村信用合作社、地方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款资金，通过这四大机构流向城镇二三产业贷款的数额为2611亿元、8174亿元、7061亿元、4630亿元、13724亿元、16388亿元、24463亿元和30901亿元，8年总计农村向外流出储蓄资金107952亿元。
3．重城轻村金融体系对资金流入三农的损失数据
从1978-2023年的数据，先观察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流入和流出情况。一是就投资流入农业产业看，虽然农业增加值平均占GDP的比例是16.95%，但流入农业领域各类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农户）只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1.22%。其中国有对农牧渔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仅为0.51%。二是就农民自身在农村的住宅建设和其他经济投资看，1985-2000年农村农户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包含农户）的动态平均比例为12.20%，其中非住宅投资和建房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74%和8.29%。中间2001-2010年，由于开始控制农村农民投资建住宅，干预农民建设一二三产业生产工厂、场地和其他辅助设施，农户总投资比例下降为4.45%，其中非住宅投资和建房投资占总投资比例分别下降为1.55%和2.91%。到2011-2013年，由于对投资建设住宅和其他一二三产业设施进行越来越严厉的管制，农民总投资比例进一步下降为2.59%，其中建住宅和其他投资比例分别进一步下降为1.04%和1.54%。
结论是，就三农资金看，流出的规模，远远大于流入的部分。
（二）金融土地与货币间不能替代压抑对城乡经济的损失
前述的农村个体和中小微观创业经营融资系统萎缩，与农村土地房屋不能自主交易，造成了农民无交易资金流入和没有抵押资金流入三农外，而地方政府征用集体土地获得出让财政收入、造成农村土地变现向城市公共建设和二三产业流出过多，并且也涉及到创业、投资、就业、收入、消费和财富方面的损失和差距。
1．实物与货币不能替代金融压抑农民收入的损失数据
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23年，从农村转移了工业化、城市化和交通水利现代化进程需要的建设用地18920万亩。其中，给国家治理机构、教育医疗单位、交通运输用地无偿出让9350万亩，给城镇住宅、商业楼宇和制造业及矿山等有偿出让9570万亩，这部分出让地方政府累积得从农村流入的收入为788616亿元，而其流入农民家庭中的征地补偿收入不到出让收入的3%。
而1998以来城镇居民原有无价格房屋二手放开交易，以及拆迁原有无价格住宅进行货币化安置，流入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累积额在15万亿元左右。
2．体制性金融压抑和劳动不能与土地组合的城乡就业损失数据
城乡土地，特别是农村集体土地在土地计划行政管理体制下，由于实物与货币不能替代，实际上资产权属和使用变成了地方国家拥有和决定，其资产价格不能认定。农村集体和的土地使用权、发展权和收益权受到影响。
比如20世纪后期开始，从中央一些部门，到各级地方政府，先后进行了多次对于城乡建设和个体民营企业所用土地和建筑在产业布局、生态环境、生产安全和城乡建设方面的整改运动：1．有整治农村乡镇“五小企业”，既低（水平）、散（分布散）、乱（有时鼓励，有时定为手续不全）、差（设备工艺差）、污（有排放）乡镇企业等运动；2．有腾笼换鸟、发展大型企业，使产业升级（让大型外资、民企进入，中小微企业被拆除和转移）的运动；3．有压过剩产能运动（主要是强国有和压民企业数量和生产量）；4．还有对企业生产消防、危化、机械、塌方安全方面的整治运动；5．有对企业的温室有害气体、垃圾和污水排放等生态环境整治运动；6．有对农村城郊“大棚房”和“空心屋“，还有对城乡“违章建筑”强拆运动。这6次整治，无不与土地要素体制有关。
从城乡就业结构看，2000-2023年间，城镇国有单位、集体联营合作、有限责任和股份公司、私营、个体、灵活、港澳台及外资等商户和企业，各自就业的劳动力占城镇总就业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从47.36%、7.33%、4.94%、5.48%、9.23%、22.78%和2.77%，变化到了21.97%、0.55%、17.01%、17.86%、19.16%、28.97%和4.42%。农林牧渔、私营、个体和灵活等商户和私营企业及方式，各自就业劳动力占乡村总就业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从73.66%、2.33%、6.00%和18.02%，变化为62.51%、9.82%、11.79%和15.88%。数据中存在的问题：一是2023年虽然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下降到6.9%，但是农业就业比还占总就业的23.5%，比人口规模较大与我同发展水平的样板国家高出14个百分点。二是2019年时，非正式劳动，即灵活就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到了8.53%，因拆违扩大化减岗、实体产业收缩、疫情影响、无人技术推广和快递外卖网约平台发展，2023年攀升到24.19%。
3． 劳动不能与土地组合的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和财富损失
历次有关土地整治运动被行政拆毁、关停和使其破产的中小微企业和商户在5000万左右，累积造成的就业岗位损失在2亿左右，如果年工资收入平均按照货币现值70000元，平均影响了20年计算，即使影响率为50%，居民累积损失了60万亿元的劳动收入，考虑中小微企业和商户劳动者收入消费率较高，损失的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48万亿元。这对于国民经济不能不说是非常不应该有的后果。
金融供给体系行政集中化和土地房屋与货币不能替代交易压抑，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而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又影响其消费支出；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又对生产和服务的供给传导收缩压力；其造成社会的就业岗位不足，失业率提高和工资水平走低，又螺旋式造成居民收入收缩。
居民收入和财富及其城乡差距从数据观察，一是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91746元，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为45%左右，其中工资性可支配收入占GDP的25.6%；世界上一般国家这两个比例分别为70%左右和50%左右。二是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1978-2023年，中国城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动态平均是农村居民的2.39倍，其中，其中城镇人均工资性可支配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平均是农村居民的5.25倍和5.90倍。三是从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可支配收入和总财产性净收入看，1998-2023年，分别从143元和595亿元上升到5392元和50290亿元；而农村居民则分别从30元和249亿元只上升到540元和2576亿元。从2023年的数据看，城镇人均财产性可支配收入和总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乡村的10和19.5倍。四是从住宅财富拥有差距看，2023年城镇户籍居民、农村户籍在城镇常住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各自拥有的住宅资产分别为55.22万元/人、11.73万元/人和7.46万元/人，但是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禁止交易，市场价格为零。
（三）二者压抑对短期刺激和经济增长潜能的影响
就短期经济刺激看，前面已述，笔者观察，货币M2供应规模2019年是198.65万亿元，2024年增加为310.30万亿元，近五年注入了116.65万亿元货币，为2024年货币总供应量的37%；一般公共财政赤字率年平均为4.84%，如果加上地方一般财政收支之外的赤字，赤字比率会更高。然而，这五年居民消费物价上涨率为1.16%，2023-2024年，更是为0.2%；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为1.04%，剔除2021和2022年停产和供应链异常因素，为-2.3%。这样大力度的货币和财政工具刺激，居民消费物价和生产资料价格还在往下跌，消费需求还是刺激不起来，货币究竟去哪了？
笔者用渐进转轨经济第二个基本模型与其有关数理关系计算，就2023年数据看，全国土地总资产7408462亿元，因土地禁止和不能交易，损失24357亿元国民收入。其中，除去不可交易建设用地部分，可交易建设用地53000万亩左右，影子价格按照60万元/亩，价值为3180000亿元，如果放开市场，交易率为5‰，可获得15900亿元资产溢值；农业林地、园地、草地和耕地共计845692万亩，影子价格为5万元/亩，价值为4228462万亿元，如果放开市场，交易率为3‰，可获得8457亿元资产溢值。可惜，这些财富增值因实物与货币不能替代而不能获得。
三、刺激景气和支撑增长亟需改革金融和土地体制
就短期刺激看，财政国债和货币宽松的流动性在目前的体制下，很可能大部分又流入这几个领域：在金融体系的信贷融资、其他社融和资本市场中自我循环，没有流到实体经济中；流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国有企业，政府招商容纳就业少的大项目，政府的公共大基建；流向地方政府用来还自身和融资平台债务，不进入投资需求。而由于非正式金融体系的萎缩，刺激的流动性到不了城乡个体商户、中小微企业中扩张就业，居民还是没有得到创业性和工资性收入。而流动性资金又用来上大项目，城乡居民教育、医疗、生育和居住得不到政府的替代性转移支付。两方面综合，既没有刺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消费支出能力增强，也没有政府转移支付溢出的居民消费，正向刺激的流动性还是进入了基建、生产资料工业、金融领域循环和用于政府化债，那居民消费市场和CPI怎么就能够上涨起来呢？
城镇住宅，如果地方政府收购和央行发债用于常住流动人口的低租金居住保障，这对降低这部分居民的生活成本和刺激居民消费有用。如果只是想救房地产企业，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房子挪到政府手中，那对刺激经济基本毫无用处，而政府手中又得握一部分不良资产。
虽然资本市场的稳定非常重要，但是流动性更多地能够到个体、中小微观企业和居民手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回升，才能从基础上支撑住资本市场。如果大量的流动性涌入资本市场，而没有流入基础的实体经济和就业、收入、消费的复苏之中，则是南辕北辙，股市也不能长期回稳上升。
从现在看来，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指标不能应急来保持，原因在于流动性到大项目、大基建和国企，也会短期内加速增长；但这会使经济结构更加扭曲。现在最为重要经济能不能回复景气的指标，是要让刺激的流动性到居民收入之中，拉动消费扩张是关键。因而，CPI指标能不能好转，成了头等重要的宏观调控任务。
而从体制改革看，一是金融体制方面，需要宽容和放开民间非正式融资，如在严格防止诈骗等监管的同时，允许和鼓励民间借贷、企业集资、城乡互助基金等发展，进一步放开典当、小贷公司存贷、担保的限制，重新发展独立核算城乡信用社，发育和发展对个体商户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体系。弱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行政特点。
停止不再进行将城乡中小金融机构合并，行政化纵向集中到省的改革。应破产的破产，较多的进入重整，各县抱自己的社行，鼓励横向兼并，鼓励社会资金进入。改革应当学习浙江模式，坚持过程透明、股东自愿、减少纵向层次、明晰产权关系、对称于横向分散中小微客户、压实经营责任、强化内部管理、形成自我约束和保持县级独立银行的原则。
目前，看来看去，最大流动性还能够市场化主动吸收货币的，只有城郊和农村土地，还有一部分城市土地。而且，土地要素的实物交易，会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并且，盘活土地要素，与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组合，一二三产业融合，要素双向流动，增加创业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
但这一切都在卡在土地的计划和行政管理体制上。
因此，二是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快从计划配置行政管理土地的思维，转向积极提倡和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放开、盘活和为经济刺激和发展助力。关键的改革是，比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农村集体所有和使用土地部分，可以所有制不变，长期租赁使用权交易，期限可为50到100年，并尽快推进入市；农民宅地和承包农业林业用地，也可集体所有不变，50到100年内可长期出租使用权。进行产权登记、允许市场交易，可以既会使流动性有处可去，也会因居民收入的提高而提升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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