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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记者 | 杨志锦
据人社部网站2月10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邹澜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邹澜由此成为首位直接晋升央行副行长的货币政策司司长。1984年，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但货币政策司直到1997年才组建，日后成为人民银行最核心的司局。
首任司长戴根有由中财办财贸组副组长调任，后出任央行征信局局长；继任者易纲由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转任，后出任央行行长助理、副行长，2018年3月出任央行行长；第三任司长张晓慧任职时间最长，后在央行行长助理任上退休；第四任司长李波由货政二司司长调任，后在中国侨联、重庆市任职，2021年4月重回央行担任副行长，现为IMF副总裁；接任李波的是孙国峰，于2022年5月18日被查，当日邹澜火线接任。
邹澜出生于1974年，今年51岁，长期在人民银行工作，参与、主导了多项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产品和制度的创新，牵头推进债券违约、房地产、P2P等金融风险的处置，具有丰富的金融市场管理经验。
“这个问题请邹澜来回答，他是金融方面的专家。”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潘功胜2021年9月在国新办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是介绍。
在央行任上，潘功胜长期分管金融市场司，邹澜是其得力下属。此次履新后，邹澜将和潘功胜等共同组成人民银行“一正五副”的领导班子。他们将共同应对内外部的挑战，进一步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打造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货币。这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需要长期努力，需要久久为功。
坚持“两个原则”推动债市发展
邹澜复旦大学毕业后即进入货币政策司工作。2003年金融市场司设立后，邹澜调至该司并在该司度过了将近20年的职业生涯。
金融市场司成立的背后是中国金融市场已有初步发展，但债券市场发展缓慢。Wind数据显示，2003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4.8万亿，占当年GDP之比为41%，债券种类以国债为主，公司信用债很少。
“过去我们在企业债市场发展问题上犯了不少错误，导致公司债市场发展极度低迷、尚未崛起。”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2005年在一个债券论坛上表示。他细数了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设计的“十二大失误”，包括计划分配额度、银行担保、投资人群体主要面向散户而不是机构投资人等。
同年央行开始“另起炉灶”，在银行间市场推出信用债。2005年5月，人民银行发布《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并放开了发行主体限制、取消额度审批。效果立竿见影，仅一年时间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就达3300亿。
当时担任金融市场司同业市场处副处长的邹澜也在不同场合推介短融。他2006年6月在一个报告会上说，我国短期融资债券呈现供需两旺的态势，直接融资的便利和低成本激发出企业申发短期债券的热情。
短期融资券属于公司信用债，和股票融资共同构成直接融资。由于短期融资债的崛起，直接融资比重得以提升。数据显示，2004年直接融资占比不到4%，但2005年增至7.8%，2006年进一步升至9%。
2007年4月，邹澜发表了《进一步强化银行间债券市场的OTC内涵》一文。所谓OTC市场指场外市场，在债券市场上指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场内债券市场相对。前述改革推出后，银行间市场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迅速超过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的企业债。
邹澜在文中表示，间接融资主导的模式使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高度关联，系统性风险叠加。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丰富的融资工具组合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他建议，应做大做强银行间债券市场。
银行间债券市场放松行政管制、采用备案制、强化信息披露等改革经验引风气之先，日后不仅运用在该市场推出的中期票据等新品种上，还被主管企业债的发改委、主管公司债的证监会吸收借鉴。与此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还推进交易工具、交易方式创新，并积极引入境外机构发债和投资。
“过去十年是我国债券市场大发展的十年，是辉煌的十年。期间，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已成为金融市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2015年1月，邹澜在一场论坛上表示。
此时的邹澜已出任央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并在2019年出任该司司长。当时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已开始显现，这些风险首先反映在金融市场上，金融市场司常年身处处置棘手难题的第一线，如2016年金融市场司牵头进行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在债券市场上，随着债券违约的常态化，市场的忧虑情绪与日俱增，邹澜也在不同场合公开自己的思考。
“债券违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个体的违约事件有利于形成债券市场信用风险的定价机制。加快市场出清，促进评级结构的调整，本身也是配置市场资源的重要体现。”他在一个座谈会上表示。
与此同时，他领导下的金融市场司着手完善债券市场违约处置机制。债券市场的改革也进一步深化，包括与香港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债券市场统一执法等。
多年发展后，中国债券市场在2019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市。数据显示，2019年末中国债券市场规模接近百万亿元，与当年GDP之比为100%，相比2003年提升了60个百分点。从2019年开始，中国国债先后被纳入彭博巴克莱、摩根大通和富时罗素等三大国际债券指数，国际化程度明显提升。
回顾过往，邹澜认为，债券市场的发展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要尊重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减少行政管制、强化市场化约束机制；二是要坚持投资者适当性原则，加强监管协调，夯实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稳妥扩大开放。
“只有坚持这两个原则不动摇，才能推动债券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服务，才能保障债券市场未来的长远稳定发展。”邹澜说。
增与减
1997年人民银行将计划资金司分拆为货币政策司和信贷管理司，前者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拟定和执行，后者则负责信贷结构的调整。不过后来信贷管理司也撤销了，信贷结构调整的职责由金融市场司承担，这一职责在2017年后更加凸显。
这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金融业相应加大了对小微、制造业、科技创新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邹澜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多次介绍金融支持相关领域的考虑和举措。
2021年1月，他在发布会上表示，要继续严格控制房地产在新增信贷资源上的占比，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把经营的重心和信贷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小微领域。
在他看来，小微等领域是信贷需要“加”的领域，而房地产领域则是需要“减”的领域。因为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入房地产领域，房地产金融化严重，威胁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
早在2009年前后，邹澜就担任金融市场司房地产金融处处长，对房地产金融有着深入的研究。出任金融市场司领导后，邹澜还是房企融资规则等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操刀者。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度提出“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与以往不同，这轮调控的开始追求长效而非短期的政策目标。人民银行、自然资源部、住建部等部门着手建立相应的长效机制。
经过近两年的设计，房企融资“三线四档”规则在2020年8月推出。其中，“三线”是指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市场称之为“三道红线”。按照踩线情况，房地产企业被分为“红、橙、黄、绿”四档，相应设定不同的有息负债增速上限。
“这实际上是对不同档次房企的财务健康状况进行体检，然后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财务管理。一年下来，试点企业资产负债率、净负债率、现金短债比三项指标明显改善，负债规模稳步下降，经营融资行为更加审慎自律。”2021年7月邹澜接受采访时表示。
一增一减之后，信贷结构也出现改善。央行数据显示，2022年6月末房地产贷款占比为25.7%，相比2019年末下降4.3个百分点，同期普惠小微贷款占比上升3.2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则扭转了2010年以来趋势性下降的态势，2022年6月末回升至9.4%。信贷结构调整工作后来由信贷市场司负责，该司在2024年设立，承担着落实“五篇大文章”的任务。
受疫情冲击、人口老龄化等多重因素影响，2022年以来房地产出现大幅调整，恒大等大型房地产企业出现违约，引发市场关注。“恒大集团总负债中，金融负债不到三分之一，债权人也比较分散，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敞口不大。总体上看，其风险对金融行业的外溢性可控，相关部门正开展风险处置化解工作。”邹澜在一次发布会上回应称。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部门陆续出台措施，从供需两端发力支持房地产市场恢复，包括取消房贷利率政策下限、降低房贷利率和首付比、创设多项再贷款等。房地产金融政策工具箱已十分丰富，未来如何统筹使用各项工具值得关注。
这可能还需研判房地产市场的未来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7亿平方米，相比峰值几近腰斩，市场高度关注该指标是否触底。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尚有提升空间，2035年前还有年均14.8亿平方米的住房需求。
2024年初，邹澜领衔发表了《新发展模式过渡视角下的住房需求与供给》一文。该文将城镇化进程、居民购买力等诸多因素纳入城镇住房供需分析框架，并用31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提出结论：城镇化对住房需求的拉动下降，居民杠杆率、房价收入比对住房需求也产生下拉作用，地方土地财政、房企高杠杆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
该文还提醒，未来城镇化对新建商品房需求的带动效应不宜过度高估。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放缓，居民对住房需求的拉动也在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阶段城镇化率的提升更多来源于农村老龄人口减少、城镇扩围等，背后的人口移动特征弱化，对住房需求拉动转弱。
再出发
由于肩负宏观调控的重任，货币政策司是央行最重要的司局，从过往看，其司长一般都会升任央行行领导。2018年8月，货币政策司司长李波调任中国侨联副主席，颇让市场意外。
究其原因，2018年机构改革后，央行不再设行长助理一职。行长助理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中管干部，可视为司局长和副行长之间的过度职位。该职位取消后，央行核心司局领导相继赴其他机构任职，比如2018年12月金融稳定局局长王景武出任工行副行长，2019年6月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出任建行副行长。
邹澜则接替纪志宏出任金融市场司司长，并于2022年5月18日火线出任货币政策司司长。两年半来，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加速演进：一是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二是简化政策利率体系，明确7天逆回购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利率；三是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
一系列改革后，新的利率传导机制形成：人民银行通过调整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如同业存单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如国债收益率），并影响存贷款利率，进而促进消费和投资，提升社会总需求，支持经济发展。
当前看，政策利率能够有效传导，但传导效率存在差异，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基本与政策利率同向同幅波动，但存贷款利率与政策利率调整幅度存在较大偏离。因为市场竞争激烈，银行内卷严重，贷款利率降得快，存款利率降不动。
邹澜则从资产证券化角度提出不同的解释。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信贷资产证券化在整个宏观利率的传导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以美国举例称，美国债券市场中很大一部分是资产证券化产品，房贷利率是由发出去的ABS利率来决定贷给客户的贷款利率。换言之，信贷资产证券化打通了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政策利率对信贷市场的传导效率显著提高。
资产证券化是邹澜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2006年，他发表的首篇文章就是关于资产证券化的，文章题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中的法律与政策问题简析》。此后他在多个场合以资产证券化为主题进行分享。他在一次分享中透露，早在上世纪末人民银行就已开始推动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研究。
2015年10月，邹澜到人民银行总行党校做了题为《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实践》的专题讲座。学员们表示，资产证券化代表了中国金融产品不断丰富、金融创新持续深入的改革方向，可将资产证券化引入到绿色金融等方面，为金融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开辟新路径。
当下资产证券化具备了新的意义。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目前以移位再贷款为主，但未来资产证券化或将发挥重要作用。Wind数据显示，2024年末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余额为1.2万亿，占存量信贷规模的比重不足1%。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首度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相应需要打造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货币等，这些任务仍考验着邹澜及其同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货币政策面临的内部外情况更加复杂：过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利率高于发达经济体，这使得中国具备利差优势，而现在已悄然反转，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
邹澜过往对此的思辨可管窥一斑。他2023年4月在一次发布会上表示，我国是超大型经济体，主要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和物价形势进行调节，自主把握货币政策。同时坚持汇率由市场决定，为以我为主创造条件。
“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是约束货币政策自主性、在宏观上导致经济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原因。”他说。
从2019年1月首次公开亮相，邹澜至今已出席了28场发布会，预期管理经验更加丰富。新形势下，央行的预期管理既要和金融机构沟通，也要和个人投资者沟通。
比如2024年以来债券市场走牛，不仅金融机构加仓国债，大量的个人投资也涌入国债市场，30年国债ETF甚至被坊间称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如何同时向专业基础不同的投资者说明风险并阐述央行政策立场？
今年1月14日的发布会上，有着20年金融市场工作经验的邹澜用5分钟的时间深入浅出地回答了该问题。他首先说，国债代表国家信用，如果持有到期，一定能收到本金和约定的票面利息，没有信用风险。但市场预期利率的变动会造成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的波动，有时波动还会比较大，因此投资国债并非没有风险。
前者是共识，个人投资者也知道国债的安全性，但后者理解起来可能有难度。在债券市场上，国债价格和债券收益率成反比，机构投资者对此十分熟悉，但个人投资者并不了解。
邹澜进而举例称，如果2023年底买进30年期国债，现在把它卖出去，票面利息收入不到3%，但是加上价差的投资回报率接近20%。反过来，2022年底长期国债收益率曾经在几天内上行了20个基点，二级市场价格大幅下跌，一些理财跌破净值，引发集中赎回、赎回又加速了下跌。
他用正反两方面的例子生动说明投资国债可能面临的风险。最后他总结道，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不是所有的投资者、管理者，尤其是社会公众都熟悉政府债券高投资回报背后隐藏的市场价格风险。因此人民银行加强了宏观审慎管理，强化市场监管，目的就是希望市场能够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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