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张倩楠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2025年开年的“外卖大战”中，长期“难解”的外卖骑手社保缴纳问题迎来重大突破。
2月19日，京东宣布将逐步为其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成为首个为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平台。紧随其后，美团表示，正在搭建骑手社保相关的信息系统，预计自2025年第二季度开始实施，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2月20日，饿了么公告已在部分城市试点为骑手缴纳社保。
在此之前，多数平台企业都是通过购买意外伤害险等商业保险来解决外卖骑手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武汉大学终身教授、社会保障教研室负责人王增文告诉界面新闻，骑手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且交通事故发生率远高于普通职业。外卖骑手想要参与工伤保险却面临工伤认定困境，同时他们所拥有的替代性保障脆弱，平台提供的商业意外险日均扣费3元，但存在赔付门槛高、保额低、覆盖场景有限等问题。
但如今的局面是，突破有了，但现实难点仍然需要破题。
骑手缴纳社保为何难？
自2009年外卖行业萌芽以来，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备受关注，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背后是用工关系模糊化的现实问题。王增文向界面新闻介绍，平台通过众包、劳务外包、个体工商户注册等模式切割劳动关系，使超80%骑手处于法律身份灰色地带。
以某平台为例，直营骑手劳动关系认定率接近100%，而众包模式下仅0.32%的骑手被认定存在劳动关系，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设计直接导致传统社会保险制度失效。“现行《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基于传统劳动关系设计，无法适应‘算法控制+去组织化’的新型用工；交通、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权责交叉，缺乏协同治理机制。” 王增文说。
另一方面，从平台企业成本的角度，由于灵活用工群体数量庞大，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将带来巨额成本涨幅。以上述平台为例，有机构曾测算，若要为所有活跃骑手交社保，上述平台每年需付出成本172.99亿元。而平台2023年全年净利润为139亿元，即使拿出全年净利润，也无法承担所有骑手社保费用。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平台承诺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仍然存在能否全面落实的疑问。王增文指出，为了控制成本，平台仍然可能通过“去劳动关系化”的方式，控制缴纳社保的范围和人数。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数字经济交叉科学中心研究员陈兵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新增的社保成本大概率会由各方分担。平台合作的第三方公司可能会被要求让出部分利润为骑手缴纳社保。另一方面，平台内的入驻商家可能也要接受稍低的补贴或者稍高的抽成，也可能会让消费者承担稍多的配送费。
骑手对社保缴纳的需求强烈吗？
平台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对这一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是一大利好，但外卖骑手对社保缴纳的需求并没有预期中强烈。
大量外卖骑手担心缴纳社保的自付部分会降低收入，自己真金白银的投入却无法看到回报。以北京为例，按照2024年北京企业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计算，每月骑手个人部分的社保缴纳费用为716元，上海骑手则需缴纳775元。但骑手如果想在退休后按月领取职工基本养老金，社保缴纳时长至少需要达到15年。
“骑手年均流失率超过30%，平均从业时长仅9.7个月，高频流动带来他们缴费年限的碎片化，大多数骑手养老保险累计缴费不足15年。”王增文说。
对于在一、二线城市打拼的来自外地的外卖骑手，缴纳社保还存在政策执行碎片化、跨区域接续梗阻等客观障碍。王增文介绍，目前各地政策差异明显，在缴费基数、参保门槛、待遇衔接方面都有显著差别，举例而言，杭州允许单独缴纳工伤保险，而北京需要捆绑养老和医疗保险。现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仍处于“省级统筹+中央调剂”过渡阶段，骑手在不同城市间流动时面临转移困难。以浙江骑手转至北京为例，需办理社保关系转移手续，期间可能损失3-6个月缴费记录。
此外，从户籍构成来看，大量外卖骑手来自县域乡村。上述外卖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劳动者稳定占据骑手总量的80%，其中超过9成是18-44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保和新农合只能二选一的前提下，比起每个月需要个人缴纳数百元的社保，他们更倾向于新农合，今年新农合的收费标准仅为每人每年 400 元。新农合对于连续参保达到 4 年的人员，之后每年连续参保，适当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每次提高额不低于 1000 元。在短期从事外卖骑手工作的前提下，为了缴纳社保办停新农合并不“划算”。
针对灵活就业劳动者的社保制度如何完善？
针对新业态劳动关系边界模糊的问题，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创造性地提出新业态劳动用工的三种类型，即 “三分法”：包括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情形，以及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情形。
劳动三分法打破传统劳动二分法桎梏，将未参保骑手纳入制度视野，通过“不完全劳动关系”分类，使算法控制下的新型用工关系获得法律身份认定可能。有分析指出，“劳动三分法”的提出，正是想要在平台与灵活就业人群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让灵活就业人群得到应有的保障，又能让平台摆脱严格的劳动法体系“束缚”，从而健康长远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乔庆梅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即使不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外卖骑手也可以选择成本更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现有统计表明，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绝大部分人群。但目前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覆盖面相对较窄，也是外卖骑手最缺失的保障。如果允许外卖骑手单独缴纳职工社保中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即不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样既不会对外卖员的当期收入造成太大影响，也能为他们提供急需的保障。
2021年8月18日围绕《意见》举行的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时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特别强调了外卖小哥等群体遭遇意外事故保障不到位的问题，为此国家制定了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并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单工伤保险”成为“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解绑”的开荒之举。
“人社部56号文提出的劳动三分法在破解外卖骑手权益保障难题方面具有制度创新价值，但其有效性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王增文说，首先，中央层面缺乏配套实施细则，地方试点呈现碎片化，浙江单险种工伤保险试点覆盖不足30万骑手；此外，灵活就业人员想要参保，需承担28%的社保费率，很多骑手因经济压力放弃参保。
针对灵活就业人群参保意愿不高的现状，王增文提出调整社保缴纳方式：可以按照收入分层，将灵活就业人员收入分为三档，对应不同的收入确认不同的社保费率；或采取动态补贴方式，对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骑手实行缴费即补的政策，按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发放补贴；还可以进行缴费方式的创新，比如按单缴费，每单提取0.5元进入个人账户，但这需要建立全国接单数据系统，才能实现跨平台缴费累计。
“大多数骑手都不具备高学历，骑手因不了解社保政策，更倾向于选择即时现金收入。” 王增文表示，可以在社媒平台开通“社保直播间”，由人社部门派驻专员每日解答。也可以由社区网格员入户辅导，针对45岁以上人群开展“养老账本”可视化培训，帮助其了解缴纳社保的必要性。
此外，王增文建议建立平台责任量化考核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落实责任。将社保参保率纳入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评估，达标企业享受增值税减免优惠。强制平台披露“社保转化率”，在骑手接单页面显示历史缴费累计值，建立职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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