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置于首位，明确提出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扎实解决拖欠账款问题等多方面举措。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周春生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可以有三个途径，包括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行动态调整、提升社会最低工资水平、示范性制定国有企事业单位工资标准并提高收入水平。
“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可以由国家制定一定的工资标准，在达到一定条件后为员工涨薪，实际上是起到一个示范性作用，进而向民营企业传导。”周春生说，为避免流于口号，涨薪必须配套有具体的举措。
对于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他表示，除了短期利好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在上市公司质量方面下功夫。
“短期调控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真正可持续的是上市公司质量的整体提升。”周春生说，“如果我们能涌现出更多像苹果、微软、亚马逊或英伟达这样的优秀上市公司，老百姓或许就能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方案还提到“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消费品质提升行动”等措施。对此，周春生认为，消费提质，首先要整治“内卷”，着力解决低端仿制品和恶性竞争，让注重品牌和质量的企业获得更多发展空间。“对于售假或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建议给予高额罚款，以促使他们更加自律，从而更好地保护商标权和知识产权。”他说。
此外，周春生还表示，随着人工智能（AI）、机器人等技术的不断进步，要逐步开展研究“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计划，为低收入人口发放一定的基本收入。
“可能大家会问钱从哪里来，答案是从机器人那里来，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岗位的同时，也将大幅提高工作效率，进而创造更多财富。我们有产品和服务，就用产品和服务提供给老百姓，当然你把它变成钱而已。”他说。
界面新闻：《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置于首位，且第一个措施就是“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方案提了不少措施，包括稳岗、促就业等。对于促进工资增长，你有什么建议吗？
周春生：首先，改善工资性收入，就业肯定是最重要的，若大家没有工作，即便工资增长也与其无关。第二，这里说的工资性收入，我觉得应该更多的是指可支配的工资收入，要扣除税收。
增加居民可支配工资性收入，可以采取几个做法。一是税收，税收无疑是居民工资的一个扣减项，如果每个月能少交税，那工资性收入就增加了。具体做法可以参照部分西方国家的经验，即动态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比如，去年的起征点是3万美元，今年物价涨了4%，那今年的起征点就变成31200美元。虽然我国这几年通货膨胀水平并不高，但我认为可以实行这一制度，即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和实际购买力水平，如果物价上涨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应相应调整。
二是，提升社会最低工资水平。
三是，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示范性提升工资水平。国家可以对公务员、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等制定一定的工资标准，并参考经济增长水平及国家财政收入水平等，合理建立一定的递增机制，我相信这会传导至民营企业。当然，也可以对企业提出一定要求，比如每年工资总额增长不能低于2%，并将工资增长作为对企业的考核标准，有经营困难的企业可以向地方政府等申请豁免这方面的要求。总之，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必须配有具体的措施，以避免其流于口号。
当下我国经济 “内外承压”，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工资性收入是否现实？我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增加一点工资固然会增加人力成本，但如果这种成本增加是全局性的，即每个企业成本都有所提高，我不认为中国的产品就会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在国内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科技进步也在同时降低企业在其他方面的成本。
界面新闻：关于居民增收的第二条措施是“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有学者指出，财产性收入占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偏低，大约在8-10%之间，且主要是银行存款。从去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到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和此次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决策层反复强调稳股市。除了已经推出的一些措施如央行设立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还需要配套哪些措施让居民敢投资股票？
周春生：据我了解，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并不是一个新提法，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国务院便提出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这一说法。只是中国股市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并未给普通百姓，即散户，创造太多的财产性收入，我认为究其根源是我们的上市公司质量有待提高。
资本市场要健康发展，靠两个“信”：一是信任，二是信心。信任是什么？就是上市公司，特别是民营的上市公司，要信任政府的各项政策，这就要求政策具备一定的稳定性，进而帮助企业形成长期主义思维。资本市场本质是一个长期募集资金的场所，对于投资者而言，更是如此。他们首先要相信这个市场，其次要相信这些上市公司。信任是长期主义的基础，没有信任，就没有长期主义。
信心则与上市公司的质量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鼓励和吸引更多优秀企业上市。如果中国能涌现出更多像苹果、微软、亚马逊或英伟达这样的优秀上市公司，老百姓或许就能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因此，要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首先上市公司需具备为投资者创造更多财产性收入的能力。短期调控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真正可持续的是上市公司质量的整体提升。因此，我们要双管齐下：一是推出有力的利好政策，吸引更多资金回归股市；二是在监管、上市公司质量等方面，下更多的功夫。
界面新闻：很多学者指出，中国消费的一个重要短板是6亿农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村的养老压力也远高于城镇居民。对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方案也提了不少措施，比如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周春生：对于普通农民，特别是年长的农民，他们更担心养老和医疗保障，而不是温饱问题。提升养老金固然能拉动消费，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对广大农民来说，减轻其医疗负担至关重要，所以要建立更加科学的适合乡镇特点的医疗保障制度。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具体在落地方面会有很多的挑战，但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另外，还要不断传播科学消费理念，鼓励农民改善生活水平。据我观察，部分农民消费水平低，一方面与收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生活和消费习惯息息相关。因此，传播科学消费理念对增加农民消费需求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上了年纪的农民。
界面新闻：方案还提到“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消费品质提升行动”等措施。提振消费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前面我们讨论的都是政府部门可以做什么，那从市场供给来看，短板主要是什么？
周春生：消费提质惠民，首先需要整治“内卷”。既然要提质，就必须着力解决低端仿制品和恶性竞争导致的“内卷”问题，让注重品牌和质量的企业获得更多发展空间。
以网购为例，我们要促进包括平台和商家在内的竞争更加良性，而不是一味地压低价格。这种低价竞争的模式，不利于拉动消费需求，也难以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与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背道而驰。
当下消费者有多种渠道购买仿造品或低值产品。对于售假或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建议给予高额罚款，促使企业更加自律，从而更好地保护商标权和知识产权。
界面新闻：随着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不仅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在将来也可能出现下降，有人提出建议研究启动“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计划，为低收入人口发放一定的基本收入。你认为是不是有必要，钱又从哪里来？
周春生：从未来来讲，这不只是有必要，而且是必须这么做。我个人非常坚定地相信，AI、机器人等技术发展潮流是无法阻挡的。而且，从科技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看，这叫第四次产业革命，如果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抓住这个机遇。
但是，随着AI和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成熟，部分基础性岗位乃至知识型岗位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被人工智能取代。面对这样一个长期趋势，要如何应对呢？这可能涉及到一系列政策的问题，一种方法就是减少大家的工作时间，比如说从一个星期工作5天改成一个月工作5天，这个绝对不是天方夜谭，虽然不会马上出现，但在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这个趋势。
第二种方法就是制定一个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可能大家会问钱从哪里来，答案是从机器人那里来，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岗位的同时，也将大幅提高工作效率，进而创造更多财富。我们有产品和服务，就用产品和服务提供给老百姓，当然你把它变成钱而已。
未来会逐渐往这个方向发展，现在我们需要开展政策研究和预先部署，这里面也会涉及到一些问题，比如会不会养懒汉、怎么样保证社会公平等，但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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